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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大学神学研究所作的报告 一个灵魂被撕裂的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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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8 20:26:28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刘若民牧师邀请我来讲话,来了那么多人,很高兴。我也老实地对你们说,为了今天的报告,我准备了好几天,忽然发现,我又渐渐回到了主的身边。


我出身于基督教家庭


我的家庭实际上出于基督教,父亲关锡斌(又名管易文)留美时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神学系。我做过中学英文老师的母亲来自天津,也是基督徒,曾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我的姐姐关敏谦则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是大学基督教学生会主席。我十二岁入上海圣方济中学时就受过基督教洗礼,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家每顿饭前都要做祷告,感谢主:“我们会食同心感谢,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上帝恩赐,同胞汗血,诚心领受,为民服役。阿门!”在中學时代,我加入了上海学生礼拜堂唱诗班,每周末都去教堂做礼拜。当时的牧师是郑建业,现在还和过去唱诗班的个别老友有联系,大部分的人都已告辞世界了。


邓颖超与关锡斌交谈。他们同时当年天津觉悟社的成员


我们一家当时之所以如此诚心,主要是想寻找精神寄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先是美英法政府的殖民地,分成英租界和法租界。我当时还不到十岁,心中就觉得很不舒服。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国家竟受外国人统治,挂着他们的国旗,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但那时的社会还算平静,我上的又是教會学校圣方济中学,老师上课除中文课外,都用的是英语,故受西方文化影响极深。后来日本人占領上海,我们成为彻底的亡国奴,國民生灵涂炭。父亲抛家弃子,成为了反日豪杰,加入革命党人,私下在家里教给我们三个孩子一些爱国歌曲,如:《 热血》、《大陆歌》、《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母亲急得跟父亲大吵,生怕我不懂事,到学校去唱。给日本鬼子听到抓去枪毙,全家遭殃。

总之,在我的年轻时代头脑一片混乱。美国的、基督教的、革命的,母亲又出身于典型的大儒家庭,外公是清朝的末代秀才,在家受的影响则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忠孝仁爱。我的灵魂就是如此被扭曲,如果那个时候把我解剖来看,肯定是一肚子杂碎。



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1945年小日本投降,长期做过亡国奴的我欢欣鼓舞,高呼蒋总统万岁!希望中国能够从此站起来,成为世界强国。谁知当时的蒋家王朝成为了美国的傀儡,与共产党水火不容,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谈判不成,蒋介石出军打延安发生内战,社会已经民不聊生,国民党的蒋宋孔陈(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更不争气,骗中国老百姓的钱,于1948年推出新货币“金圆券”,说它的币值怎么怎么好,含金量为0.22217克。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民间以黄金、外币兑换,我母亲还信以为真,带着我在银行排长队,把家中尚存的极少量的银元和唯一的金戒指换成金圆券。谁知一个月后,金圆券忽然贬值到一文不值,赚死了那些贪官的败类。

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讓老百姓怎么活。住在上海的我们生活比日本统治时代还苦。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人民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特别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所受的经济损失巨大,国民普遍转向闹革命的共产党。就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就山崩地陷,蒋介石很快被推翻,毛泽东夺取了政权。

1949年,我正好在上海市西中学高中毕业,被北京燕京大学录取来到北平,后被“组织上”说我年纪轻轻,国家需要大量懂俄文的人才,把我和一批不过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学生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院前身)”学俄文。那时我们都是热血奔腾的爱国青年。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那天,天安门广场十几万人参加庆祝,北京几个高等学府如清华、北大、外国语院的师生们都被安排在第一排到第五排。大家都跟着雀跃欢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我们个个宣誓: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北平”又恢复过去的帝都称号“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就是想多为国家和百姓做点事


人,都是感性动物,随着革命的号角,男女老少个个热血奔腾,包括我亲爱的母亲。1949年中国南方还未完全解放,当我自愿报名参加革命南下时,父亲刚从解放区回上海。他希望我继续读大学,因为他和母亲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我因此报考了北京燕京大学。我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上海解放后他随陈毅部队进城,成为接收大员,儿子不听老子的话听谁的。不但是我,就是我家亲戚如我亲叔叔《天津信托公司》老总和上海中药铺《宏仁堂》老总都听他的话,不去香港留了下来,结果1955年都被公私合营国有化了。




赵紫宸

吴耀宗

     还有和我父亲一起留学美国学神学、回国后当传教士的赵紫宸、吴耀宗两位爱国基督徒,他们三人曾一起宣誓,回国后以基督教救国。我父亲关锡斌和我一样,感性多于理性,1937年脱离宗教,去苏北打小日本,参加新四军了。而他们二人仍留在基督教内当牧师,但一心爱国。1949年解放后父亲和他的老朋友又见面了,殊途同归,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们于1954年创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弘扬高尚的道德风尚。”这说明我参加革命的父亲从感情上并未完全脱离上帝。我曾问过好几个都是过去的基督徒、后来入党的朋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就是想多为国家和百姓做点事。我真佩服他们,一生都是献给了国家社稷,但愿他们一个个都上了天堂。哈利路亚!(2017年7月14日)


位于上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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