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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恐必须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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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7 06:09:33 |显示全部楼层
袁杰 博士
    2015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大多来自巴黎郊区像圣坦尼(Saint-Denis)那样的小市镇。这些小市镇的犯罪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聚居在那里的非洲移民后裔则有二等公民之感。因而圣坦尼等地也就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但加入圣战的不仅有失业的移民青年,而且还有学历较高、收入颇丰、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成员。这些人之所以会成为圣战组织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因受到“伊斯兰国”(IS) 等极端组织的宣传蛊惑,而另一方面,恐怖主义问题专家路易斯·理查森 (Louise Richardson)在探讨恐怖主义动机时所提到的三个R,即:  Revenge (复仇),Renown (荣誉)和 Reaction (反应), 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反恐要标本兼顾,不仅要动用军事手段来打击IS,而且还要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而后者则是一项更为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
恐怖主义的滋生地
   2015年11月13日晚, 在法国巴黎发生了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人深省的是,袭击者大多来自巴黎郊区像圣坦尼(Saint-Denis)那样的小市镇。如果人们对圣坦尼现状作一剖析的话,就可明白,为何这些小市镇会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的。
圣坦尼位于巴黎郊区。乘坐地铁只要22分钟就可到达巴黎市中心最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该市镇人口为10.8万(2012年), 其中36% 是来自北非和黑非洲的移民。据报载, 圣坦尼的犯罪率位居法国榜首。失业率为22%,是法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巴黎系列恐袭事件后警方在圣坦尼进行搜查

    法国崇尚“自由、平等、博爱”。但就在这个标榜人权和民主的国家里,人们却视棕色和黑色人种的非洲移民后裔为“有色人种少数裔”(minorité visible),亦即通过肤色就可加辨别的少数族群或个人。这些人本身则因这个称呼而觉得受到歧视,感到自已成了二等公民。
    但这种社会冲突并非现在才开始。早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这种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那些来自原有殖民地的移民曾是法国迫切需要的劳动力。但随着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移民从业者成了失业者。他们不再能支付像巴黎那样大都市昂贵的生活费,随即就迁居到了这些大都市的郊区,并在像圣坦尼那样的小市镇里形成了自己的聚居区。
    按照法国的国家理念,法国的学校可以向任何出生在该国的人传授法国文化。这应该确保所有移民的孩子能够融入法国社会。但正是在巴黎等大都市郊区的非洲移民聚居区里,相当一部分在那里长大的移民后代却未能融入法国社会。他们自己感到遭社会所排斥。法国的社会学家甚至把这些年轻人称为“失去的一代”。
    从现在来看,这次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是在叙利亚策划的。但如同2015年1月在巴黎袭击《查理周刊》和犹太超市的三个恐怖分子一样,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大多也是法国人。这些人在巴黎郊区长大,但极有可能根本就不认同自己是法国人。他们由此也就成了被法国社会学家称为“失去的一代”中的成员。一些评论认为,这些人从巴黎郊区直冲塞纳河畔大都市的中心地区,为的是要摧毁这个他们心目中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这也正是巴黎郊区像圣坦尼那样的小市镇会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的可悲之处。

圣战组织的追随者
    虽然失业、贫穷、二等公民之感等是部分非洲移民后裔追随IS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加入圣战的不仅有失业的移民青年,而且还有像医生、工程师、国家公职人员那样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有一定地位的中产阶级成员。德国《世界报》(Die Welt)曾发文探讨过“为何医生和工程师会加入圣战”这一问题。而2015年南加州枪击案行凶者之一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就是他所在城市环境卫生局的巡视员。这些人学历较高,收入颇丰,又有地位,为何也会成为圣战组织的追随者呢?
    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恐怖分子的动机作一探讨。
    爱尔兰政治学家、2016年1月1日起接任牛津大学执行校长的路易斯·理查森 (Louise Richardson)是顶尖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在其2006年出版的专著《恐怖分子想要什么: 理解敌人,遏制威胁》(What Terrorists Want: Understanding the Enemy, Containing the Threat)中,她用三个R回答了其书名所提出的问题: 恐怖分子想要的是Revenge (复仇),Renown (荣誉)和 Reaction (反应)。
    要回答为何中产阶级成员会加入圣战这个问题,就应特别顾及这里所提及的“复仇”和“荣誉”这两个动机。
    就“复仇”而言,路易斯·理查森指出,恐怖分子有时是为了替个人,而经常则是为了替在他们眼里与自己等同的集居群体报仇。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大卫,并正在与作为歌利亚的国家作战  [《大卫和歌利亚》系圣经故事,用来指以弱胜强——编者按], 在他们眼中国家就是侵略者。
    而就“荣誉”而言,按照路易斯·理查森的观点,吸引大众眼球是一个主要目的,但也是为个人和事业的荣誉。实施恐怖主义行动可以提高袭击者个人的社会地位,而对于恐怖分子头目来讲,这可能会带来在国家甚至全球层面上的声誉。
    复仇的原因颇为复杂。领土的丧失、被视作非法的占领、无辜的殉难者,甚至被敌对者杀害的孩子都可以成为复仇的原因。而荣誉则是恐怖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想一举扬名天下,希望自己能作为英雄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甚至以成为国家头号敌人为荣。
    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塔兰(Scott Atran)日前在接受《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采访时也指出: “对于许多难以看到自己人生意义的人来说,IS说白了就是一种冒险。一种预示着荣誉和赞赏的东西。”
    法国记者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多年来采访过许多投奔“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法国圣战者。 他在接受《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访谈时指出,这些法国圣战者都受到过挫折。这既可以涉及到宗教信仰,也可以涉及到社会生活。就后者而言,“是因为人们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地位。”而加入圣战后,“他们立即赢得了社会地位, 成为掌权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一下子就成了胜利者。”
    此间有评论指出,寻求报仇或追求荣誉这种能力几乎人皆有之。在人类社会中,不公平现象也是常见的。因而,恐怖主义者根本不愁会后继无人。
    医生、工程师、国家公职人员等中产阶级成员之所以会成为圣战组织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因受到像IS等极端组织的宣传蛊惑,成了“被圣战意识洗脑者”; 而另一方面,上述所提及的“复仇”和“荣誉”这两个因素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反恐的新任务
    在巴黎系列恐怖事件发生后,全球反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国总统奥朗德希望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摧毁IS。但国际反恐要标本兼顾,不仅要动用军事手段来打击IS,而且还要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而后者则是一项更为复杂、更加艰巨的任务。
    《明镜》周刊最近撰文,探讨了对付恐怖主义的有效措施。按照该文的观点, 反恐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它提到在冷战期间曾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维持欧洲局势的稳定, 并认为“欧安会”对战争以及最终也对恐怖活动起到了遏制作用。当然,该文所提出的一些涉及全社会的措施更为引人注目。它主张每个学校都必须讲述伊斯兰教,每个高校、电视台和互联网供应商都必须给“极端化”的过程打上洗脑的标记。 该文还提到由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创立的英国反恐智库“奎利姆基金会” (Quilliam Foundaiton), 认为这类“去极端化”工程必须在所有大城市里开始运作, 并应该在各学校和青少年中心设有其发言人。
     斯科特·阿塔兰在上述访谈中也认为: “我们正处在思想之战中。我们必须设法去掉‘伊斯兰国’的魅力。只有当我们自己能营造出一种更为正面的社会氛围并把我们的着力点聚焦于那部分缺乏抵抗力的年轻人时,我们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路易斯·理查森和斯科特·阿塔兰都把追求“荣誉”作为恐怖分子的动机之一。因而。在学校里,必须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不以杀害平民为荣,而以滥杀无辜为耻。
    当然,要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地还必须发展经济,降低失业率等。法国政府应该对像圣丹尼这类社会焦点地区采取适当倾斜政策, 着力解决青年人特别是非洲移民后裔的就业问题。而把这些人视作“有色人种少数裔”并加以歧视更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还应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提高这些移民后裔的社会地位。
    否则的话,即使法国政府这次组成国际反恐联盟, 并在军事上击溃了IS,也还只是暂时的胜利。一旦时机成熟,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还会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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